關于“高質量發展”的經濟學研究

[摘要]從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看，所謂質量，是指產品能夠滿足實際需要的使用價值特性。進入高質量發展新時代，體現經濟發展的本真性質，即對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價值面即供給側的關注，將變得尤為重要，受到更大關切。經濟發展的本真理性實質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經濟質態條件下的更高質量目標為動機。發展質量的內容所表現出的多維性和豐富性，要求發展戰略和模式選擇的高度創新性。系統性地創造發展優勢，走符合實際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種有效和可持續方式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性特征。各地區可以基于自身實際追求豐富多彩的優越。發展質量的高低，最終是以經濟發展能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判斷準則的，而美好生活需要絕不僅僅是單純的物質性要求，而將越來越多地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與高速增長階段主要以工具理性為動力的機制不同，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有更具本真價值理性的新動力機制，即更自覺地主攻能夠更直接體現人民向往目標和經濟發展本真目的的發展戰略目標。這種新動力機制的供給側是創新引領，需求側則是人民向往。這種新動力機制的內在要求就是市場經濟工具理性與經濟發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關鍵詞]高質量發展；工具理性；本真價值理性；發展戰略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所作的《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勝利》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關期，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是跨越關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國發展的戰略目標?！?span class="MsoFootnoteReference">[①]在經濟學的理論意義上，“高速增長”是一個比較容易理解的概念，統計上也較容易把握和核算（盡管也有不少技術難點）。而關于“高質量發展”，則是一個看似簡單卻不易把握的概念，如何進行“高質量發展”的統計核算更是一個嶄新的復雜課題。本文試圖從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上討論高質量發展的含義及其相關理論問題。

一、“高質量”的經濟學性質

將“高質量”作為一個核心概念置于重大政策意涵表達之中，是對經濟學的一個挑戰。在現代經濟學的學術主體框架中，“質量”基本上是一個被“抽象”掉的因素，一般將其歸之于“假定不變”的因素中，或者以價格來替代之，即假定較高價格產品的質量高于較低價格產品的質量，即所謂“優質優價”，可以稱之為“質—價”對稱性假定。但是，如果質量因素體現在生產效率或規模效益上，即發生工業化產生中普遍的“物美價廉”或“優質平價”現象，特別是當大規模生產和供應導致“大眾消費”時，如何判斷和分析經濟活動及產品質量的經濟學性質，往往成為理論經濟學盡可能回避的。例如，作為高技術產品，今天智能手機的價格大大低于過去的手提電話“大哥大”價格，而前者的性能和質量顯然不是后者能夠與之相比的，此時，產品質量與價格之間不僅沒有正相關性，反而是負相關的，價格完全無法顯示產品的質量水平，即完全不存在“質—價”對稱性。這一現象在工業革命之后的工業化時代實際上是普遍發生的，技術進步和創新也使這一現象普遍存在。但經濟學卻對其似乎視而不見，而只是假定在一定時點上，質量高的產品具有比質量低的產品更高的附加價值，靜態地建構質量與價格之間的對稱關系。

產生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自馬克思將古典經濟學推向理論高峰后，經濟學知難而退，關于商品二重性的理論路線在后來的經濟學發展過程中向一元化方向并軌，即走向了將商品使用價值并入交換價值的路線，而且傾向于以供求關系分析完全取代價值理論，例如，認定產品的邊際效用決定其價值，邊際成本和邊際收益決定其價格，以此作為經濟學的底層邏輯基礎。這樣，經濟學發展和邏輯體系演進就可以走向易于用數學方法進行刻畫和分析的方向。經濟學研究方法的數理模型化傾向，使得經濟學對復雜的質量因素避之不及，經濟學研究的抽象方法盡可能避開了具有很強具象性特征的質量問題。按此方向發展，經濟學似乎變得越來越“純粹”、“精確”和“精致”了，所有的經濟關系都抽象為數量關系，唯一重要的計量單位是“價格”（包括工資、利率等要素價格），所有的經濟變量都轉換為以貨幣單位計量的個量或加總量。這樣，同使用價值相關的所有變量都有意無意地被“抽象”而歸之為交換價值量，也就不再可能有質量含義。所以，經濟學甚至被稱為“第二數學”，幾乎所有的經濟關系都可以由數學來表達，而且認為只有用數學方式表達和刻畫的經濟關系才是含義最明晰和定性最精準的變量及其相互間關系。為此，對于現實經濟中存在的質量因素（即具象的使用價值特征），只能采取兩種方式來處理：第一種方式，將不同質量的同一種產品定義為不同的產品，即只有質量相同的產品算作同一種產品，這樣，分析產品供求關系時就不存在質量差異和計量困難了。第二種方式，將產品的差異包括質量差異都歸之為“壟斷”性因素，實際上仍然是將質量不同的產品定義為不具性能（質量）替代性的產品，正因為這樣，質量不同的產品也就相當于不同產品或不具充分替代性的同類產品。正因為這樣，對于產品質量，進而對于以此為基礎的經濟發展質量問題，經濟學家往往是語焉不詳，含糊其辭，不愿深入討論。其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缺乏研究質量因素和質量現象的學理基礎，以及以此為依據的分析工具。

經濟學家們當然不是不知道，生產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滿足人的實際生活需要，即獲得有用產品，而所謂“有用產品”實際上包含著強烈的具象性質量特性。但是，生產的最終目的并非就一定是經濟行為的直接目的。而且，如果人們僅僅是生產自己使用的產品，也就是將生產的最終目的完全同化為生產的直接目的，那么，生產力反而會受到極大限制，因為這樣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實際上就否定了社會分工的可能性。因而人類社會必然走向以分工為基礎的交換經濟（市場經濟），產品成為商品，即為交換而生產的產品。這樣，各個生產者的生產目的就從為自己提供使用價值，轉變為以向別人提供使用價值為代價，而獲得對方提供給己方的使用價值。此時，產品使用價值所體現的質量合意性，就從關注自己消費的產品的質量合意性，變為關注交換對方能否認可和接受產品的使用價值質量。亞當·斯密說：“不論是誰，如果他要與旁人作買賣，他首先就要這樣提議。請給我以我所要的東西吧，同時，你也可以獲得你所要的東西：這句話是交易的通義。我們所需要的相互幫忙，大部分是依照這個方法取得的。我們每天所需要的食料和飲料，不是出自屠夫、釀酒家或烙面師的恩惠，而是出于他們自利的打算?！?span class="MsoFootnoteReference">[②]這樣，生產者的“自利”動機就不是產品對自己有用，而是可以獲得別人提供的交換物的有用性。這是人類生產活動的質量關注性的具有關鍵意義的關系“反轉”現象，即由于交換關系的普遍化，產生了交換價值，并開始取代使用價值的地位。而當貨幣成為交換價值的全權代表時，使用價值就日益落入弱勢地位。而使用價值之根——質量——也就退居次位，甚至被嚴重忽視。

當然，這不是說經濟學家不知道人的實際動機并非僅僅為了自利，他們完全知道人的行為動機總是很復雜的。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承認：“當我們說到一個人的活動的動機，是為他能賺得的金錢所激發時，這并不是說，在他的心目中除了唯利是圖的念頭之外，就沒有其他考慮了?！钡?，他也明確地說，“經濟學一方面是一門研究財富的科學；另一方面，也是研究人類在社會中的活動的社會科學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是研究人類滿足欲望的種種努力，然只以這種努力和欲望能用財富或它的一般代表物——即貨幣——來衡量為限?！彪m然他也承認“貨幣從來不是衡量這種動力的完美的尺度”，但仍然認為，“如果謹慎小心的話，貨幣便可成為形成人類生活的大部分動機的動力之相當好的尺度?！?span class="MsoFootnoteReference">[③]可見，經濟學家是“睜一眼閉一眼”的，經濟學所進行的“抽象”和“假設”，只研究以貨幣可以衡量的現象和關系為限。這種獨眼看世界的方法是相當“冒險”的，弄不好就可能走上歧途。因此，馬歇爾指出，經濟學千萬不能忘記兩個假設條件：“第一，假定其他情況不變，第二，這些原因能夠不受阻礙地產生某些結果?！辈⒅赋觯骸皝啴敗に姑芎驮S多往代的經濟學作家，依照談話的習慣，省掉了假設的語句，因而獲得表面上的簡捷。但這樣卻使他們不斷地為人誤解，并在無益的爭論中引起了許多時間上的浪費和麻煩；他們獲得了表面上的安心，卻是得不償失?！?span class="MsoFootnoteReference">[④]也就是說，經濟學一方面要盡可能“抽象掉”使用價值因素，另一方面又不可無視使用價值。使用價值必須要留在經濟學家心中，但經濟學對如何處理使用價值又無從下手。如果引入使用價值及其質量因素，經濟學會顯得很“笨拙”，不精確，就好像是持槍射擊閉上一只眼比睜著兩只眼似乎可以瞄得更準；而如果無視使用價值及其質量因素，經濟學就如同丟掉了自己的根基。這是經濟學自始至今的一個“命門”性難題。

因此，研究高質量發展問題，有必要再回到馬克思的商品二重性那里，看看這一問題的理論根基究竟是怎樣的？關于商品價值理論的研究從古典經濟學到馬克思的勞動價值理論，一直基于二重性的方法論，即認定商品具有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二重性，對兩者的關注和關切都不可偏廢。在經濟活動的本真意義上，人類從事生產活動，歸根結底當然是為了獲得使用價值，以滿足人的真實需要。這是一個再樸素不過的常識性事實。而隨著真實需要的不斷提升和生產能力的相應提高，產品的使用價值性能也不斷提升，這也是經濟活動的原初本真性。在這個根本問題上，馬克思始終保持學術定力，將商品二重性理論置于經濟學邏輯基底，并始終堅持，使之成為貫徹和決定整個學術體系的“基因”。按照他的邏輯，交換成為普遍現象，特別是發展為以貨幣為媒介的市場經濟時，商品的二重性就顯著對立了，而且形成獨立的供需雙方：提供有用產品的一方為供給方，付出貨幣的一方為需求方。供給方的直接目的是獲得代表交換價值量的貨幣，而需求方的直接目的則是獲得具有使用價值的有用產品。而且，參與交換的主體都會遞次居于供方和需方的地位，以達成獲取使用價值的最終目的。這就是馬克思以符號形式W—G—W所定義的簡單商品交換關系和簡單商品經濟。此時，產品的使用價值質量關注方雖然發生了反轉，但雙方的最終目的仍然是獲得使用價值。而進一步的實質性變化是，從簡單商品交換經濟演變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生產和交換的目的再次反轉，即成為G—W—G’。此時，交換的目的不再是獲得使用價值，而是為了交換價值即貨幣的增殖。此時，商品的使用價值及其質量的重要性“退居二線”并間接化了，即只是在能夠有助于或者不妨礙交換經濟即貨幣量增殖的前提下，使用價值及其質量特性才是重要的。極而言之，如果有可能采取完全不涉及使用價值及其質量的方式，就可以獲得更多的交換價值即實現貨幣量增殖，那不是更好嗎？貨幣如果能夠自行增殖，豈不是求之不得的“高招”和“捷徑”！這就是所謂“虛擬經濟”的邏輯。也就是說，在經濟活動和經濟發展的原本意義上，使用價值是生產目的，交換價值即貨幣是手段，而現在卻反轉為：使用價值及其質量不過是手段，獲得更多交換價值即貨幣才是目的。而如果能夠不要（或省略）使用價值及其質量特性這個手段或工具，也能達到貨幣增殖的目的，那么，使用價值及其質量特性就完全可以被“忽略”了。[⑤]

當然，在此情形下，使用價值及其質量特性也并非完全無關緊要，因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虛擬經濟歸根結底是受實體經濟所決定的，實體經濟的供求關系是競爭性的，只有當產品的質量能夠滿足真實需要，才會有更多買家，只有當買方愿意購買時，賣方才可能獲得貨幣，即實現商品的交換價值。這一情況可以稱為交換對質量的合意性要求，即必須能夠滿足購買者對于使用價值質量的需要，否則使用價值就發揮不了獲取交換價值的功能。更重要的是，通常情況下，生產和提供產品的供給者眾多，賣方的產品交換價值要得以實現，必須要有更具優勢的性—價比，才能在競爭中戰勝對手完成交易過程，這可以稱為質量的競爭力，即同競爭對手相比較的質量優勢。很顯然，質量合意性決定質量競爭力。質量競爭力決定產品的價值實現。

從關于商品質量的上述含義來看，所謂商品質量首先當然關系產品的物質技術性質，一般來說物質技術性能越高產品質量也越高，其質量合意性和競爭力也越強。但經濟學所定義或關注的商品質量也絕不僅僅關系產品的物質技術性質。在經濟學意義上，產品質量是相對于滿足人的實際需要而言的，如果沒有人的實際需要，就無所謂產品質量。如果物質技術特性超過實際需要并且導致更高的生產成本和產品價格，則被認為是“質量多余”，例如，如果以高成本方式生產能夠穿100年而不損壞的鞋，就是不經濟的行為，屬于質量多余，而并非經濟學意義上的高質量。

總之，從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看，所謂質量，是指產品能夠滿足實際需要的使用價值特性，而在競爭性領域，所謂質量，同時還是指具有更高性—價比因而能更有效滿足需要的質量合意性和競爭力特性。需要強調的是，所謂“需要”是很復雜的，特別是隨著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需要”也是不斷增進變化的。所以，當將這一理解推演到高質量發展的概念時，就賦予了其很強的動態性，在其基本的經濟學意義上可以表述為：高質量發展是能夠更好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真實需要的經濟發展方式、結構和動力狀態。

二、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理論含義

如上所述，當討論增長和發展的質量時，這一概念就具有了強烈的動態含義?，F實經濟活動總是在一定的時間期限內進行的，作為一個連續推進的過程，社會經濟發展是有階段性的。在不同的歷史階段，經濟增長和發展的方式和狀態是不同的。也就是說，不同的發展階段是以其不同的質態相區別的。中國改革開放40年來，國民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數量和規模的快速擴張是其最突出特征。進入新時代，這樣的高速增長完成了其歷史使命，中國經濟將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那么，從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上分析，高速增長與高質量發展的質態有何異同？兩者間的內在關系又如何呢？

從根本上說，無論是高速增長還是高質量發展，其本質含義首先都是社會所生產和消費的有用產品的增加，也就是說，其經濟學含義都是使用價值量的增加，更多的使用價值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需要。交換價值并無使用價值，從根本上說不是理性追求的目的，而只是獲得使用價值的手段或工具。但是，由于各種不同產品的使用價值難以進行一致性計量和加總，所以經濟學研究中不得不以貨幣作為一致性計量的核算單位。例如，GDP及其增長的真實含義是一國（或地區）所生產的各種各樣的產品和服務總量及其增長，從本質上說是一個以貨幣單位核算的使用價值量及其增長，也就是說，GDP的實質是一個使用價值量，但不得不以交換價值（貨幣）量來刻畫和表達。從技術上說，進行這樣的替代，是假定產品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具有量的正相關性，所以，交換價值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使用價值量（可以稱之為“量—質對稱”）。當然，由于真正想要計量的是使用價值量而不是交換價值量，所以，核算統計中往往采用的是“不變價格”以至“購買力平價”這類非現價統計指標，以盡可能剔除交換價值變動（名義價格變動）或國際差異（各國貨幣實際購買力因貨幣匯率而發生的偏差）所導致的對使用價值真實量的計量偏離。[⑥]

除了高速增長與高質量增長的上述本質相關性之外，兩者的差異也是明顯的。在高速增長階段，一方面，主要專注的是經濟產出即產品和服務的供給量不足上。當時中國經濟供給側的基本特征是：“落后的生產力”。為了擺脫落后，必須加快增長。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工具理性發揮了強勁的力量，表現為，經濟關系中的工具性目標，收入、利潤、GDP等，成為社會追求的最重要目標。在這一發展階段，整個國家表現為亢奮的物質主義價值觀傾向，而且對物質成就的追求很大程度上具有或趨向于對貨幣的強烈欲望。特別要指出的是，由于現代經濟的貨幣體系以信用貨幣為主體，所以，亢奮的物質主義價值觀念和行為傾向往往蛻變為非理性地追求貨幣數字的瘋狂游戲，導致產生所謂“非理性繁榮”和“泡沫”現象。不過，我們絕不要詛咒，而要看到，那畢竟是一個取得了巨大經濟發展成就的時代，整個社會和國家由此而實實在在地進步了，富裕了，強盛了。40年來，中國經濟總量大幅度擴張，GDP從占世界不足5%，迅速提升為15%以上，并且將繼續增長，按（以匯率計算的）GDP總量衡量，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毫無懸念地將在不長的時期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而如果按購買力平價衡量，據一些國際機構計算，中國的經濟總量規模已經超過了美國。中國人的形象從“窮人”變成了“有錢人”，在世界各國眼中，今天的中國“真有錢”！但是，不能忘記“錢”的性質是什么？也不能將“有錢”同經濟發達劃等號。

當度過了這個令人興奮的高速度增長階段，取得了巨大成就后，其內在的矛盾和問題也積累和日益顯現出來。十多年前，人們就開始認識到中國經濟發展存在“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的突出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又進一步指出：中國所存在的不足“主要是：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一些突出問題尚未解決，發展質量和效益還不高，創新能力不夠強，實體經濟水平有待提高，生態環境保護任重道遠；民生領域還有不少短板，脫貧攻堅任務艱巨，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居住、養老等方面面臨不少難題；社會文明水平尚需提高；社會矛盾和問題交織疊加，全面依法治國任務依然繁重，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強；意識形態領域斗爭依然復雜，國家安全面臨新情況；一些改革部署和重大政策措施需要進一步落實；黨的建設方面還存在不少薄弱環節?！边@表明：中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⑦]此時，人們不禁產生新的困惑：為了經濟高速增長，我們付出了很大代價，產生了許多矛盾，“這就是我們所需要的經濟增長嗎”？我們是否因瘋狂追求物質財富甚至是虛擬的貨幣數字，而失去了經濟發展的本真目標了？高速增長完全等同于實實在在地實現了經濟發展的目的嗎？

簡言之，當經濟增長的量的不足即“落后”問題基本解決后，經濟發展質量的問題凸顯出來。而經濟發展質量不高主要體現在真實經濟的結構上。而所謂經濟結構，從經濟理論上看實際上就是產品及其生產過程的使用價值層面，即供給側現象。當然，需求側也有結構性問題，而真實需求的結構問題實際上也是與使用價值相關的現象，即對質量的要求。

因此，從市場經濟的商品二重性角度觀察，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就是經濟運行的目標和動力機制從主要側重于以交換經濟（貨幣單位）計算的產品總量增加，轉向更加注重產品和經濟活動的使用價值及其質量合意性。當然，這也絕不是說，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交換價值就不重要了。以交換價值所體現的市場經濟的工具理性機制仍然具有重要意義，還將發揮重要作用。收入、利潤、財富、GDP等仍然是重要指標，關系到經濟是否或能否有效運行并取得進步。但是，進入高質量發展新時代，體現經濟發展的本真性質，即對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使用價值面即供給側的關注，將變得尤為重要，受到更大關切。

正是由于上述客觀現實變化，筆者曾經撰文指出：中國經濟已經進入了本真復興時代?！?/span>人類發展的本真復興，實質上就是要在生產力高度發達的基礎上實現工具理性與人類價值目標的契合。也就是要不失經濟發展的本質目的，并以工具理性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來達成人類發展的本真價值目標，這才能使人類發展回歸其本真理性的軌道。從這一意義上說，今天人類發展仍然處于‘蒙昧’時代，尚未實現本真理性的主導，因而必須進行第二次啟蒙，以實現其本真復興。”（金碚，2017）。如果說在政治上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那么在經濟上則要“不失本真，勿忘質量”。也就是說，當中國歷經百年奮斗，終于甩掉了“落后的生產力”帽子，進入生產力已有很大提高的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本真性將越來越多地體現在使用價值側的不斷進步，即經濟狀態的質量面的日益改善。這也就是經濟工作要轉向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的根本原因。

三、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新質態

現代經濟學起源于18世紀的啟蒙時代，工業革命是其現實背景。因此，經濟學的發展沿著工具理性主導的方向發展，并且很大程度上基于物理學的隱喻，把經濟活動設想為“機器”。于是，均衡、最優化、最大化、控制、調節等范疇概念和分析方法成為經濟學的主要思維工具。如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泰勒所說，主流經濟學的邏輯可以簡單表述為：“最優化＋均衡=經濟學”。[⑧]沿著這一方向，并且力圖將更復雜的數學方法引入經濟學，以體現經濟學的“高深”和“精尖”，因而，經濟學的形式顯得越來越“精致”“優美”，同時，卻越來越遠離復雜現實，失去其本真的研究對象。導致一個奇特現象：越高深的經濟分析似乎越是同真實世界無關，經濟學的優美性似乎就是其自身推理邏輯的自洽性。這樣，經濟學似乎具有了“淺碟”性特征：精致華美的碟盤中盛不了多少實物。高級化的理論和精致的模型，并不能很好解釋現實，特別是難以預測可能發生的重大變化，例如，經濟危機的爆發。這突出地體現為：應對“量”的問題，經濟學似乎可以信心十足地進行得心應手的分析和判斷，而一旦面對“質”的問題，經濟學就表現出力不從心的窘迫。特別是，當社會經濟的“質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過去社會的“質態”條件下形成的經濟學分析方法無論如何精致高級，也難以適應具有新質態的新時代。關鍵還在于：現在所面對的主要不是一般意義上的經濟發展質量問題，而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條件下的經濟發展質量問題。因此，在我們的經濟學“碟盤”中，需要放入這個新時代的新質態因素及其導致的新現象和新關系，并能對其進行分析研究和獲得可信結論。

關于經濟發展的研究，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做出過重要貢獻，他提出的創新理論產生了深遠的學術影響，現在，凡提及創新和企業家，經濟學家幾乎是言必稱熊彼特。不過，從熊彼特的那本著名著作《經濟發展理論——對利潤、資本、信貸、利息和經濟周期的考察》的書名就可以看到，他主要關注的仍然是交換價值即貨幣側的現象，而使用價值即供給側的因素是處于從屬地位的。不過，熊彼特在理念上是關注經濟發展的質態變化的，他說：“我們所意指的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現象，同我們在循環流轉中或走向均衡的趨勢中可能觀察到的完全不同。它是流轉渠道中的自發的和間斷的變化，是對均衡的干擾，它永遠在改變和替代以前存在的均衡狀態。我們的發展理論，只不過是對這種現象和伴隨它的過程的論述?！?span class="MsoFootnoteReference">[⑨]按照這樣的思路，熊彼特實際上涉及到了經濟發展的質態變化現象問題，并將其抽象為經濟循環中發生了各種要素“新的組合”現象，而引入新因素“實現新組合”也就是他所定義的企業家“創新”和經濟發展質態變化的“動態”過程。當然，熊彼特并沒有將經濟發展的質態變化推展到“時代”的質態變化現象。這是今天的經濟學家特別是中國經濟學家所面臨的研究課題。

基于以上討論，可以將“高速增長”和“高質量發展”作為區別兩個發展階段的不同質態的概念表達，那么，新時代的中國經濟質態發生了怎樣的新變化？經濟學能夠以什么方法和工具來對其進行觀察、研究和判斷呢？

同過去40年相比，中國經濟的質態變化是顯著的：從低收入變為中等收入、從生產力落后的貧窮國家變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從GDP增長目標最重要變為實現平衡和充分發展更重要、從全力追求“金山銀山”變為更要有“綠水青山”，等等。這樣的基本質態變化，將導致發展觀的實質性轉變：過去的時代精神是“寧可少活20年，也要拿下大油田”，人們贊美和歡呼工廠煙囪冒出的黑煙如同美麗的“水墨畫大牡丹”。而新時代的新發展理念則是：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在市場經濟中，主要生產活動的重要經濟性質確實是交換性的，即大多數人的行為是以獲得更多的交換價值（收入、利潤）作為目的，以此才能獲得消費（索取消費品）的權利，因此，消費是權屬性的，即人們只能消費屬于自己的產品。其實，現實情況比上述理論邏輯要復雜得多。生產不僅僅具有交換性，因而以市場價格調節市場活動，而且，生產也需要外部條件（例如基礎設施）支持，還會產生正面的或負面的經濟外部性。同時，真實消費（使用價值的享用）也不僅僅是權屬性的，即只有擁有產權才能消費，而且存在共享性消費，即不擁有產權也可以消費。只不過在過去時代，非交換性生產活動和非權屬性消費（共享）并不具有實質性的重要意義，所以在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分析框架中可以“抽象掉”。而進入新時代，經濟質態發生了巨大變化，生產和消費的經濟學性質具有了顯著的新特征。所以，今天的生產和消費的社會質態特征和質量要求標準同過去也必然大不相同，因而其理論解釋和表述也必須深化和改變。

正因為市場經濟中，絕大多數生產活動是為交換而進行的，生產者是為向他人提供使用價值而進行勞動，其目的是獲得更多的交換價值（貨幣），而交換價值（貨幣）本身并不具有使用價值，所以，這樣的生產方式，實際上是生產活動目的與手段的角色反轉。雖然這樣的機制能夠為社會生產注入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但正如美國著名學者大衛·哈維所說，那是一個交換價值是主人，使用價值是奴隸的機制。[⑩]而當人類社會進入一定的發展階段，經濟發展的本真性質必會凸顯其最終的決定性，即在新的發展階段上實現本真復興。根本上說就是“享用”的崛起，是“享用”對于“交換”的“平權運動”（金碚，2018）。在這一意義上，即從經濟學的價值論上說，新時代是本真理性漸居主導地位的時代（或本真復興的時代），必有發展理念的深刻變化，以適應和體現時代質態的演變趨勢。經濟發展的本真理性實質上就是以追求一定經濟質態條件下的更高質量目標為動機。

進入新的發展階段，由于經濟質態的變化，發展的質量要求也會改變（提高），高質量發展所涉及的基本因素與以往時代也不盡相同，即發展的政策目標以及各目標的優先次序將有很大改變?；谶^去的社會經濟質態或發展階段，當時主要強調“市場經濟是交換經濟”。也就是說，在馬克思所定義的商品二重性中，強調了交換價值（索取權），而使用價值（享用性）反而成了獲得交換價值的手段。在那個時代是可以如此理解和進行理論表述的。但進入新時代，繼續這樣簡單地理解市場經濟就有失偏頗了。盡管市場經濟確實是交換經濟，但這一性質并不能否定市場經濟歸根到底也是滿足人民實質需要的經濟制度，而且，市場經濟的前一個性質最終是受上述第二個性質決定的（創造使用價值滿足真實需要）。而且，正因為上述前一個性質可以成為實現后一個性質最有效的手段，市場經濟才是人類發展中最具高效率和最現實可行的經濟制度，即迄今為止，市場經濟是滿足人的真實需要最有效的制度。在市場經濟的一定發展階段，由于工具理性的強勁主導和社會生產力的落后，上述第二個性質被抑制了。而進入新時代，市場經濟的這個最終服從于滿足人民實質需要的根本性質將越來越顯著地顯現出來。

因此，新發展觀，即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就成為對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新要求，也是對是否實現了高質量發展的評價準則。而且，新時代的這些要求的實現也內在地決定了經濟運行必須是效率和質量導向的，即體現質量第一、效率優先，以實現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四、促進高質量發展的體制機制

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不僅僅是經濟增長方式和路徑轉變，而且也是一個體制改革和機制轉換過程。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的實現，必須基于新發展理念進行新的制度安排，特別是要進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也就是說，高質量發展必須通過一定的制度安排和形成新的機制才能得以實現。

第一，高質量發展依賴于市場價格調節的有效性，其基礎性的體制機制要求是，必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上發揮決定性作用。所以，整個經濟系統的價格體系的合理化，是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前提。這里所說的價格，不僅包括產品價格、服務價格，而且包括要素價格，即工資、利率、匯率等。而價格調節的有效性，取決于市場微觀經濟主體（主要是企業）之間競爭的公平性。在現實中，市場體系中存在各種類型的微觀經濟主體：私有和國有、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大型和中小型、本國和外國、單元性和網絡性、實體性和金融性、自然人和法人、特許經營的和自由經營的，等等，這些不同類型的微觀經濟主體具有不同的市場勢力，相互間往往是很不對等的。如果不能達成各類主體“勢均力敵”或權責相當的市場格局，那么，價格調節的實際后果是難以實現有效性和合意性的，這樣也就無法保證實現高質量發展所要求的資源配置格局。因此，合理的價格體系和有效的價格機制是高質量發展的基礎性、決定性因素之一。

第二，價格調節的有效性和價格體系的合理性，取決于產權制度和交易制度的有效性和合理性。只有當產權邊界明確、產權安全可靠、產權權能有效、產權交易便利，價格機制才能有效發揮調節經濟的功能。從這一意義上說，健全的產權保護制度，包括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是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根本性保障。如前所述，市場經濟的產權關系同生產及消費間的關系是復雜的，生產活動和消費享用及其影響，往往是會超出產權邊界的，即產生“外部性”和“共享”性。此時，能否發揮價格調節的有效性和合意性，以及如何在特殊產權關系條件下構建能夠使價格機制發揮調節作用的制度，就成為實現高質量發展的制度安排必須完成的創新工程。所以，促進高質量發展，不僅需要盡可能“放開價格”，而且需要構建各領域特別是特殊領域的有效交易制度。

在經濟學理論上，產權和交易是高度相關的，其相互間的關系及實際的制度安排決定了交易成本的高低。而交易成本對經濟發展的質量具有重要影響。盡管實踐中難以做到交易成本為零的制度安排，但最大限度減少交易成本，因而使產權關系更有效發揮作用，是促進高質量發展的改革方向。從一定意義上可以說，市場運行較高的交易成本是經濟發展質量不高的表現，也是導致經濟發展質量難以提高的重要障礙。

以上兩點表明，進入新時代，不僅沒有否定市場經濟關系，而且是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和成熟，形成并更加依賴于更高質量即更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機制。一方面，市場經濟的交換性所要求的權屬性生產和消費將更為有效；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享用性將提升到更高水平，享用的范圍從個體權屬，擴大到群體共享性（公共服務）、環境質量（生態環境保護），以至體現享用的包容性和平等性的更廣泛領域。這實際上是，市場經濟中生產和消費的個體（私人）權屬性與公共權屬性的結合和協調?？傊?，高質量發展階段，需要更加有效的市場體制機制，更好體現市場經濟的交換性和享用性的高度協調。

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因素。如前所述，市場調節機理的基礎是工具理性的主導，盡管在完善的市場制度下市場調節是很有效的，但并非在所有領域都能確?！笆袌鲎盍私狻?，因而表現為“市場最正確”。也就是說，在一些方面和領域，特別是當經濟發展涉及深刻而廣泛的質量方面時，市場可能“難以了解”，具有盲目性，因而可能發生調節失靈的現象。從另一角度看，也可以說，新時代生產和消費質量水平的提高，對公共權屬性機制以及非權屬性享用的保障（例如良好環境）提出了更高要求。因此，政府必須在對市場的治理規管、進行重大規劃特別是區域規劃、提供公共服務、保護生態環境、調節收入分配、構建社會安全網和援助弱勢群體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而上述這些方面也都直接體現了經濟發展質量的高低。因此，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是實現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條件和治理手段。

當然，一個事物總會有其兩面。如上所述，政府發揮更好的作用是促進高質量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因素，但政府的不當或過度干預又可能導致市場運行交易成本提高，因而成為損害發展質量的一個不利因素。所以，政府簡政放權，增強居民的生活便利性和企業商事活動便利性，一直是改革開放40年來的努力方向。至今仍然任重道遠，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中國已經是一個市場經濟國家，但還不是一個低交易成本的高質量的市場經濟體。所以，在提高市場運行效率方面還有大量的工作和任務要完成?？傊?，政府發揮作用要體現為降低市場經濟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增加交易成本。

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產業創新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動因，只有創新驅動的經濟才能實現持續的高質量發展。從經濟學上說，創新是一個含義廣泛的概念，而且有各種不同的類型，其中，技術創新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往往受到更大的關注。產業或企業進行技術創新，首先要有新技術的來源，這可以是外源性的（例如引進、模仿），也可以是內源性的（例如自主研發、邊干邊學）。如果從社會分工的角度看，在現實過程中，幾乎所有的技術創新都是內部資源與外部資源的結合。當然，由于分析研究的需要，可以將創新的技術類型劃分為外源主導的技術和內源主導的技術兩種典型類別。

作為一個后發國家，中國以往的發展，特別是40年的高速增長更大程度上依賴于外源主導的技術，表現為技術引進、招商引資、吸收模仿等經濟行為。那么，當進入新時代，向高質量發展轉變，中國的產業技術創新將走怎樣的路呢？過去二百多年，中國處于“落后的生產力”時代，今天，中國經濟有了巨大發展，盡管仍然是中等收入的發展中國家，但畢竟已經不再是落后國家，而且具有了許多其他國家所缺乏的特殊優勢，“中國特色”很大程度上就是中國優勢，至少是可以轉變為中國優勢。在產業和企業的技術創新上，中國特色顯然也是可以表現或轉變為中國優勢。

產業和企業的技術創新，是從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到研發和產業化這一完整鏈條中，最終進入技術產品的市場實現過程的關鍵環節。因此，人們常說，“企業是創新主體”。在上述分工鏈上，對于企業來說，大多數的高新技術都是外源性的，即企業必須從從事科學發現和技術發明的部門（例如高校和科研院所），獲得科技資源或成果。而從國家和國際角度看，企業可以獲取的科技資源和成果可以是國內的，也可能是國外的，當然也可能是國際合作的。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企業對科技資源和成果的要求越來越強，能夠多方面多渠道獲得高新技術資源，使之成為本企業進行研發創新的活水源頭，就成為一個關系重大而影響深遠的體制機制問題。因此，在新發展觀中，以及在體制和政策安排上，“開放”的含義絕不僅僅是指國際貿易和投資，同樣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是，整個國家科技創新體制機制的開放性，實際上就是將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同產業技術創新及企業研發和新產品產業化，各環節相互聯通，形成合作機制的問題，即要以有效的體制機制來保障和促進科研成果的產生和產業化?？傊?，高質量的發展必須更好解決企業的高新技術“源頭活水”問題。這是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關鍵性體制機制改革要務。

五、高質量發展的多維性特征

在以上討論的基礎上，自然地會產生一個問題：既然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而一國或地區的高速增長的表現是可以統計方式（采用收入、產出或GDP指標等指標）量化比較的，那么，高質量發展的表現是否也能夠以統計方式進行量化比較呢？當對經濟增長速度進行核算統計時，采用的基本方法是，以交換價值數值即貨幣單位量替代使用價值量進行核算加總，從而獲得以貨幣單位表示的產出總量及其增長數字，以此判定經濟增長速度的高低。這一方法盡管也存在一些技術性的困難，但其獲得的核算統計結果基本上是可信的，可用于進行比較和判斷?？傊?，以核算數據判定高增長、低增長還是中速增長，可以是比較明確且通常是基本無疑議的。

但對“高質量”發展的核算統計和量化比較，情況就要復雜得多。本文以上提及的經濟學通常所假定的“量—質對稱”和“質—價對稱”，在現實中往往是不存在或難以確保的。更重要的是，所謂發展質量，本質上就是一個綜合性概念，有其客觀性，也有主觀性，即關于質量的某些判定取決于其同相關人的關系以及相關人對其的關切程度。而所謂“相關人”又是一個復雜的群體，個體關切性（基于個體理性或感受）和群體關切性（基于集體理性或評估選擇）又可能是有很大差別的。所以，就像很難精確判定不同人或者一群人的“素質”誰高誰低一樣，也難以精確判定發展質量的高低。從理論上說，這至少涉及三個基本問題，一是關于發展質量，有些因素是可計量的，有些因素是不可計量的。對于本質上不可計量的因素要進行量化核算，只能采用替代性指標，而替代性指標只可能是粗略地反映實際，往往是數字越“精確”所反映現實的可信度反而可能降低。二是要將各種反映或替代性反映發展質量的主要數據進行加總使其成為可比較的單一指數，需要選擇計量單位，還需要確定各數據值在加總數中的權重，這難以避免主觀性的影響。三是對于質量的高低，不同人的感受往往是很不相同的，譬如對于溫度這一環境質量因素，有些人認為20℃的溫度質量高，有些人認為23℃的溫度質量高，甚至有些人可能認為15℃最好。那么，如何判定什么是“高質量的環境”溫度呢？而當涉及經濟社會問題時，不同人對于“質量”的主觀判斷標準就更可能大相徑庭了，例如，什么是“富足”、“自由”、“自主”、“幸?！?、“公平”、“平等”？不同的人很難取得一致意見。

但是，對發展質量的統計核算和量化比較的上述討論，并不意味著，發展質量的水平高低是完全無法認定和比較的，只是思維方式須有所改變。如本文第一節中所提及的，迄今為止的主流經濟學思維，主要基于物理學（機械）的隱喻，把經濟體設想為一個因果關系確定的機器系統，機器中的每一個“原子”的行為目標都是理性確定的（最簡單的假定就是每一個人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因此，這個經濟系統的運行必有一個“最優”或“最大”目標值，現實經濟越接近這個值就越好。雖然現代主流經濟學也不否認這個經濟系統會變化，甚至演化、進化，也有一些經濟學家將心理學、生物學等引入經濟學體系，并取得很有價值的研究成果，形成新經濟學派別或分支（例如行為經濟學或實驗經濟學）；甚至有的學者認為，經濟學思維的物理學（機械）隱喻已經不適應了，應改變為生物學的隱喻，即認為經濟體不是機器而是生命體，今天的世界經濟已經進入“新生物時代”，“遺傳”、“變異”、“進化”、“涌現”、“分布式系統”、“神經系統”等生物學概念所反映的現象，在現代和未來經濟發展中會發揮越來越重要甚至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這樣的經濟學研究尚非常不充分，完全不足以抗衡或取代主流經濟學的主導地位。

可見，當中國經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僅是一個社會行為方向的巨大轉變，而且要有思維方式的適應性改變和引領性革新。盡管經濟發展的“高質量”方向，是一個具有相當模糊性的概念表達，其根本性質決定了其量值的不精確特征，但是，模糊性量值并非不可比較，在實際行動上也是完全可以基于對模糊量值的估量而確定努力方向的（即可以判斷什么是更高質量的發展方向），而努力的結果也是可以進行量化評估的，盡管這種量化評估是難以高度精確的。這就像，盡管對人的“素質”進行量化核算很難以精確，但并不妨礙判定對提高人的素質所進行的努力方向：例如，衛生、健康、教育、研究、經歷、文化、法紀等領域的工作對于提高全民素質的積極意義毋容置疑，而所有這些努力及其所取得的成果也是可以進行量化評價的。因此，當進入新時代，轉向高質量發展方向，也可以研發一套反映經濟發展質量的核算指標，將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以及效率、質量、結構、安全、可持續等因素進行科學量化和指標化，作為高質量發展狀況和成就的顯示性指標。也就是說，盡管經濟發展質量具有非常豐富的因素，多維性是其基本特征，而且，隨著發展水平的提高，發展質量的含義也必將不斷變化，因為作為發展質量根本性質的人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是不斷增長的和變化的，但在理論上，還是可以對現階段的發展質量評價因素進行量化歸納和指標體系構建，作為衡量發展質量的評價工具。

當然，即使高質量發展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量化指標評估，但其實質同高速增長的顯示性指標是不同的，人們對其的關切性也是有區別的。后者是以關注總量為主，前者主要是關注結構即各個分量及其相互關系。從經濟學基本理論看，后者是假定交換價值（貨幣單位）核算量替代使用價值實際量，并假定兩者高度正相關。而前者卻是一個多重因素復合的指數化數值，其中含有本質上難以量化的因素，因而任何量化表達都可能與真實情況存在相當程度的偏差。這一差別恰恰反映了高速度增長與高質量發展的實質性差異，也反映了高速增長階段與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同的時代特征和經濟發展質態。由于高速增長階段方向主要是經濟總量擴張，更強調的是工具性價值；高質量發展階段方向主要是結構升級和系統優化，更強調的是本真性價值，因此，在實際工作中，前者往往表現為“錦標賽”似的競爭狀態，你追我趕，快者勝；而后者卻更需要“細工慢活”似的久久為功，穩中求進，恒優者強。人們對前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可直接計量性，例如，產出增加、收入提高、利潤豐厚等；而對于后者成就的感受更具有權衡評估性，例如生活質量、環境質量、主觀幸福等。

從國家整體發展轉向對區域發展的觀察。高速增長階段主要表現為“突飛猛進”，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表現為“穩中求進”；高速增長階段主要表現為“鼓勵先富”，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表現為“人民共享”；高速增長階段的關切主要表現為“GDP居首”，高質量發展更關切“綠色環?！??；谶@樣的變化，可以預期，中國經濟發展的區域態勢也將發生深刻變化。發展質量評價的一定模糊性，反映了發展價值的多維性和豐富性，并且其關切重點從物質成就表象層面逐漸深入到內在實質及體驗感受上（外國學者將這一過程稱之“物質主義”向“后物質主義”的轉變），這決定了，各個地區的發展可以有多種路徑選擇，致力于發揮比較優勢，創造各具特色的高質量表現。發展價值的多維性和豐富性以及各地區的地理差異性還決定了，不同地區有不同的主體功能，并非GDP高速增長一條道。盡管對于高質量發展，一定的經濟增長速度，特別是可持續的增長是必要的，而且是基礎性的，但追求高質量發展的優化目標則可以是“各顯神通”、“各具特色”的。由于不同的區位、資源和歷史條件，各地區的經濟增長速度以及經濟規模必然會有差別，“高增長”和巨大經濟規模（生產規模）并非所有地區都可能達到的目標。但是，各地區特色可以成為高質量經濟發展的基礎性因素，經濟腹地的發展質量未必不如增長極中心地區，經濟規模相對較?。ń洕芏容^低）地區的發展質量未必不如具有大規模生產能力（經濟密度較高）的地區。中國作為一個超大型國家，各具特點的多樣性的區域格局和經濟文化特色，是一個巨大的優勢，為形成各具特色的高質量發展模式和路徑，提供了各色條件和很大選擇空間。高質量發展要求多樣性，經濟競爭力的不斷提升基于發揮差異化優勢，中國的巨大經濟體正具有這樣的特殊優越條件，各地區都有發展方向的很大戰略選擇空間，非常有利于支持實現高質量發展戰略。

可見，關于高質量發展評價比較的難點和指標體系構建的復雜性，可以形成重要啟示：發展質量的內容所表現出的多維性和豐富性，要求發展戰略和模式選擇的高度創新性。系統性地創造發展優勢，走符合實際和具有特色的道路，以各種有效和可持續方式滿足人民不斷增長的多方面需要，是高質量發展的本質性特征?？傊?，中國經濟“做大經濟規?！钡哪繕嗽诟咚僭鲩L階段已基本達成，而“提升發展質量”已成為新時代的主導方向；高增長的速度目標可以表現為一元性，但發展質量目標則是多元性的。因此，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更需要以新的系統性思維方式選擇可行的發展戰略，各地區可以基于自身實際追求豐富多彩的優越。

六、以全面性戰略和現代化治理體系引領高質量發展

以上討論表明，高質量發展的一個根本性特征就是多維性，表現在戰略方向上就是政策目標多元性。因此，同高速增長階段的戰略思維不同，實現高質量發展的戰略思維突出體現為全面性，許多重要舉措往往要求“全覆蓋”。而在政策目標多元化前提下，實現戰略方向全面性，就成為引領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但這一要求在現實中也往往成為難點所在。因為多個目標之間可能會存在一定的沖突性，即追求一個目標可能會損失另一個目標。當然，戰略方向全面性，也絕不是沒有主攻目標，不分輕重緩急。恰恰相反，戰略方向全面性的實現，必須通過一定時期的主攻目標的按期達成來推進。

從理論上說，在現實世界中，凡要獲得任何成果都是要付出代價的，經濟發展更是如此。人類要爭取或生產任何有效用有價值的東西，都不可能“不惜一切代價”。有時候，如果宣稱要“不惜一切代價”達到某一目的，其實只不過是一種宣示決心的姿態。西歐工業革命以來的近300年，無疑是人類獲得巨大發展成就的歷史。但“獲得”也伴隨著“喪失”，成就總是以代價換取。從進入工業革命時期開始不久，其代價就開始顯現。因此，關于工業化國家是進入了“黃金時代”還是“鍍金時代”，在當年就成為激烈爭論的問題。實際上就是在追求財富的過程中，喪失了其他許多有價值的東西，那么，這是否值得？

18世紀的啟蒙思想家已經深刻認識到經濟發展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即社會代價，他們指出：“對財富的追求產生了精致的文雅，使得生活更愜意，禮貌更完備，藝術更繁榮，但也把公民轉變成自私的逐利之徒，摧毀了所有的共同體意識，引入了錯誤的價值觀——從而埋下了道德失范的禍根，而這種道德失范既是國家衰敗的標志，又是導致衰落的原因?！?span class="MsoFootnoteReference">[11]

從世界范圍看，經濟增長難以避免的代價至少表現為：生態環境破壞、收入財富分配分化、腐敗現象蔓延、風險因素累積、社會道德敗壞等。盡管這些現象并非經濟發展本身所致，但卻是高速增長時期難以完全避免的伴生物，世界各國很少有例外。因此，當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緩解和遏制這些反映了發展質量不高（劣質性）的現象，就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和緊迫性?？梢哉f，這也是評價判斷是否實現了高質量發展的最重要標志。如果上述經濟社會不良現象嚴重，而且，對其束手無策，那么，無論如何也稱不上是“高質量發展”的。

很受馬克思贊賞的18世紀蘇格蘭啟蒙運動思想家亞當·弗格森曾經指出，快速的經濟發展可能導致“共同體分崩離析”，財富的普遍增長并沒有公平分配，精英集團成為既得利益者，大眾的利益受到犧牲，這樣一來，分工在一些人身上帶來了自負和自私，給大多數人帶來嫉妒和奴性。它是福音，也是詛咒，孕育著光明的發展前途，也帶來了巨大的危險。在亞當·弗格森看來，經濟問題是個社會問題，更是個政治問題。^[12]

可以看到，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的強烈反腐敗行動和正在進行的“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以及以遵守“八項規定”為重點的黨政廉潔建設等，都是向著高質量發展轉變所做的極大努力。就像高質量的生活體現為清潔衛生一樣，高質量發展，當然必須體現為經濟社會以至政治領域的“高清潔度”：生產清潔、環境清潔、政紀清潔、營商關系清潔、社會風氣清潔。

很容易理解：與“清潔”同樣重要的是“安全”。高質量的發展當然必須體現為更具安全性的發展，國家必須有能力將經濟和社會風險控制在一定限度內，避免因風險失控而爆發危機。因此，實現高質量發展的一個關鍵是權衡自由與安全之間的關系，沒有自由就沒有高質量的發展，而如果失去安全則一切發展成果都會化為烏有。所以，新時代經濟發展戰略和政策安排的一個重大問題是要實現“寬松”與“管控”相協調的國家治理體系現代化。

可見，高質量發展的經濟社會質態，不僅體現在經濟領域，而且體現在更廣泛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等領域。公平正義，是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以公平促進效率，以高效率實現包容性發展，才是真正的高質量發展。討論公平正義超出了本文論題的范圍，但指出高質量發展對公平正義的要求，卻是不可遺漏的告誡。因為，如果失去公平正義，就根本談不上發展質量，可以說，公平正義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底線，包容性是高質量發展不可或缺的本質特征之一。

發展質量的高低，最終是以經濟發展能否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判斷準則的，而美好生活需要絕不僅僅是單純的物質性要求，而將越來越多地表現為人的全面發展的要求。習近平在十九大報告中明確指出：“中國穩定解決了十幾億人的溫飽問題，總體上實現小康，不久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廣泛，不僅對物質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長?！彼?，高質量的發展必須體現在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各個方面都能得到滿足上，而且，人們美好生活需要不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日益增長”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越高，人的能力也越向全面化發展。高質量的發展從根本上說是為了滿足人的能力全面發展的需要和要求。既然人及其能力的發展是趨向于全面和充分的，那么，實現高質量發展必然是一項覆蓋社會全領域的偉大事業，而且是一個永遠難以盡善盡美的永久持續過程。人民的一些需要滿足了，又必然有新的更高的需要產生，永遠不會達到完全滿足的終點，因此必須有更高質量的發展，而這也正是高質量發展永無止境的動因。

七、結語

從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是一個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具有極大難度的重大挑戰和艱巨任務。理論上如何認識，實踐上如何應對，都面臨一系列新問題。高速增長是由市場經濟所具有的無限追求交換價值的工具理性所主導的，具有強勁的動力，可以并且確實取得了巨大物質成就，但也可能付出相當大的代價。當高速增長轉向具有多維性的高質量發展階段，不再能夠僅僅依賴于這種“單發”性動力機制，而必須實行具有全面性的戰略，在各政策目標間進行權衡協調，以達到高質量發展的多維性合意目的，即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和多方面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與高速增長階段主要以工具理性為動力的機制不同，高質量發展階段必須有更具本真價值理性的新動力機制，即更自覺地主攻能夠更直接體現人民向往目標和經濟發展本真目的的發展戰略目標。這種新動力機制的供給側是創新引領，需求側則是人民向往。而進一步的全面深化體制改革以及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正是要形成和強化能夠推動高質量發展的新動力機制。從根本上說，這種新動力機制的內在要求就是市場經濟工具理性與經濟發展本真理性的有效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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